《民粹大爆炸》:1970年代歐洲民粹主義興起背景 – 關鍵評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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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約翰・朱迪斯(John B. Judis)

歐洲民粹主義的興起

十九世紀晚期,當人民黨(People’s Party)在美國出現,歐洲則是受到馬克思(Karl Marx)社會主義理論的影響,興起了社會民主黨。在接下來的七十年裡,歐洲雖然有許許多多各種左派、中間和右派政黨,但直到一九七〇年代,才有了類似美國民粹主義的政黨。這類政黨從一九九〇年代開始興盛,歐洲人也才借用美國人使用的民粹派(populist)來稱呼這些政黨,在法國和德國分別被稱為populiste和populist。

如同最初的美國人民黨,歐洲的政黨也在選民競技場裡打鬥,為「人民」對抗「建制派」和「菁英」。法國的民族陣線(National Front)代表「市井小民」和「被社會遺忘的人們」對抗「種姓制度」。芬蘭的芬黨(Finns Party)想要「建立在人民共識上的民主,而非出於菁英和官僚的民主」。西班牙的我們能黨(Podemos)代表gente對抗casta,也就是代表人民對抗建制派。意大利的格里羅(Beppe Grillo)斥責他所稱的「三類破壞者」,也就是記者、實業家和政治人物。威爾德斯(Geert Wilder)的自由黨(Freedom Party)代表「一般家庭」(Henk and Ingrid)對抗「政治菁英」。

最早的歐洲民粹政黨出現在右翼,控訴菁英過度偏向共產主義者、社會福利接受者或移民。結果在歐洲,中間/左翼政治人物和學者開始以輕蔑的意味使用populist民粹派這個詞。政治學者穆德(Cas Mudde)寫道:「在公共辯論裡,民粹主義這個詞常被用於輕蔑地指涉以下的政治形態——使用/結合煽動、魅力領導或圍坐(酒館)對話。「某知名智庫對歐洲民粹政黨以煽動人心政客大揭密」(Exposing the Demagogues)為題所做的研究指出:在過去十年,左翼民粹政黨興起於西班牙、希臘和意大利,將矛頭對準自己國家裡的建制派或位於比利時布魯塞爾的歐盟總部。

美國民粹派和歐洲民粹派的重要差別,在於美國民粹政黨和運動來得快去得也快,而一些歐洲民粹政黨則存活了數十年。這主要是因為歐洲為多黨體系,以及許多國家採比例代表制,以致得票率不超過七%的小黨也得以立足。

(即便總統大選採多數決的法國,因下列選舉採比例制,所以民族陣線不僅能在地方選舉獲勝,甚至還能獲得歐洲議會席次。)

一九七〇和一九八〇年代的歐洲政黨缺乏目的和計畫,但基於和美國政治運動的某些相同原因,它們在一九九〇年代開始動了起來。在一九七〇年代經濟衰退之後的歐洲,新自由主義觀點取代了高度受到社會民主和凱因斯經濟學影響的觀點。社會黨、社會民主黨、勞工黨、基督教民主黨、保守黨和自由黨擁抱此一觀點,但卻未能因此帶來繁榮。加上主要政黨未能處理好歐盟內的移民和來自北非和中東國家的難民問題,以致讓民粹派有機可乘。

繁華落盡

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三十年裡,民粹政治在歐洲大致上並不存在。在這些年裡,社會黨、社會民主黨和勞工黨以相對平等的方式,與基督教民主黨、托利黨/保守黨(Tories)、戴高樂黨(Gaullists)和其他中間和中間偏右政黨分享權力。在法國和意大利,即便是共產黨也能擔任次要的角色。政黨和它們在企業、勞工和中產階級的支持者,非常想要避免一九二〇年代的崩潰,所以攜手擴張社會福利計畫。這些國家建立全民健保、慷慨的失業救濟和家庭津貼,以及免費念大學。如同新政自由主義即便在美國共和黨執政時期仍然具有主導地位,儘管在改革導向的社會民主黨和凱因斯經濟占據主流位置的情況下,中間和中間偏右政黨仍較常取得政權。

經濟繁榮是讓這種社會民主取向維持下去的主要原因。西歐受益於經濟學者德隆(Brad DeLong)所稱的「正向循環」:

貿易擴張驅動成長,成長驅動擴張中的社會保險計畫和實質薪資水準。擴張的社會保險和實質薪資促進社會和諧,而即便在產出快速增加之時,社會和諧仍能讓通貨膨脹維持低檔。快速增長的產出導致高投資,因而進一步促進成長,並創造進一步擴張國際貿易的前提條件。

在此一時期裡,失業率極低。西德一九七〇年的的失業率僅〇.六%,英國和法國則分別是二.二%和二.五%。在法國,此一時期被稱為三十年的輝煌歲月。

但歐洲在一九七〇年代早期開始出現衰退。以英國為例,主要的因素是激進的勞工運動導致企業利潤下滑,以及諸如紡織和鋼鐵等關鍵戰後產業出現全球性的產能過剩。然而,西歐廢除資本管制,美國放棄固定匯率和幣值高估的美元(讓歐洲產品具價格優勢),讓西歐經濟放緩雪上加霜。一九七三年起能源價格大幅上漲,也讓依賴石油的歐洲受到嚴重打擊、成長減緩和失業增加。

將一九五〇至一九七三年間與一九七三至一九九五年間加以比較,法國的年均成長率從五.一%下降到二.七%,德國和瑞典則分別從六.〇%和四.一%下跌到二.七%和一.五%。在一九六〇年代,西歐的年均失業率低至一.六%,但到了一九七〇年代晚期,上揚到超過七%。以意大利為例,一九七一年的失業率為三.二%,然而到了一九七九年,十四至二十九歲群體的失業率上升到一七.二%。

隨著經濟放緩,政府收入隨之下跌,而社會福利支出快速增加。在一九七六年,出現赤字飆升和不能償付國際收支,英國和意大利都曾求助國際貨幣基金提供貸款。在整個西歐,各國政府在面對通貨膨脹壓力時,都嘗試限制薪資增長,但必須面對來自強有力工會的激烈反對。在意大利,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三年間一連串的罷工和學生示威,迫使政府在薪水和社會福利上讓步。在英國,一九七四年初的礦工罷工,導致保守黨政府宣布一週工作三天以節省能源。在經濟景氣好的時候,薪資上揚能被較高的生產力所抵銷;但在停滯性通膨期間,薪資上揚只會導致物價上揚的壓力,並可能導致貿易失衡。

總結來說,經濟衰退破壞社會民主和凱因斯的政策,並將正向循環轉變成負向循環。因為油價和食物價格上揚,刺激經濟和降低失業的財政赤字會導致通貨膨脹,而通貨膨脹會造成投資和就業減少。由於全球自由市場存在激烈競爭,以致財政赤字導致了對進口品更大的需求和貿易赤字日益增加,並因而讓該國貨幣承受貶值的壓力。這些舊政策的缺點最早出現在英國和法國,以致歐洲版的新自由主義從這兩個國家的經驗裡孵化出來。

在一九七八至一九七九年冬天,英國工黨首相卡拉漢(James Callaghan)嘗試對薪資增長加以限制,導致一波波的罷工,以致該時期被稱為「不滿的冬天」。卡拉漢無法處理通膨和失業,以致在一九七九年被保守黨的戴卓爾夫人所取代。戴卓爾夫人和該黨之前奉行的凱因斯主義分道揚鑣,她改採被稱為新自由主義的策略,她聚焦於增加「供給面」——企業利潤率——而非需求面。藉著削減貨幣供給,她提高利率,這導致嚴重的衰退,但卻降低了對薪資、價格和進口品需求上漲的壓力,以及迫使陳舊的廠商退出市場,幫助存活的廠商提高利潤率。

戴卓爾夫人還移除對產業和金融的管制,並對企業和富人降稅。她將部分政府產業私有化,以及嘗試縮小其他政府產業的規模。當煤礦工人在一九八四年抗拒大規模資遣,如同雷根處理飛航管制員那樣,戴卓爾夫人堅定且成功地對抗了他們。國有產業裡超過二十五萬個工作機會不見了,但是留下來的產業卻因而變得更有效率,以致在一九八四年以後,經濟開始緩慢復甦。歷史學者朱特(Tony Judt)寫道:「於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一年的最初衰退後,英國經濟在戴卓爾執政期間無疑確實改善了。」

然而,如同在美國所發生的那樣,高收入者和中低收入者的距離變大了,且中等收入的藍領階級承受失去工作的威脅。在戴卓爾主政時期(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從六〇%下調到四〇%),前五分之一高收入者所得占國民總所得的比重,從三六%增加到四二%。提供許多中等收入工作的製造業,占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比重,從她擔任首相時的一八%下跌到她一九九二年離職時的一五%。朝向不均等發展的趨勢,在她之後執政的工黨和保守黨政府依然持續。到了二〇一〇年,製造業僅占GDP的一〇%,且不均繼續擴大。

在法國,通貨膨脹率在一九八一年總統大選時上揚到一四%,也就是有一百五十萬人失業。這讓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當選總統,他成了第五共和的首位社會黨總統,他嘗試走上與戴卓爾夫人的新自由主義不同的道路。在中間偏右政府不能中止法國經濟下滑之後當選,密特朗和他的顧問假設經濟衰退已然結束,且全球需求將很快恢復。又因為是國會多數,密特朗和他的社會黨人大幅增加了社會福利支出,以重新分配財富和提升消費需求,且他們透過廣泛的國有化,確保企業利潤會用於再投資。這些作法要不算是社會主義,那就會是戴高樂指令經濟的左翼版本。

密特朗的政策的確促進了經濟成長。當大部分的歐洲國家處於衰退之中,法國經濟在密特朗執政的頭兩年成長了二%。然而同樣地,因其他歐洲和美國仍處於衰退,他們對法國的出口品需求,顯著落後於法國消費者對進口品的需求。在密特朗執政的第一年裡,法國貿易赤字幾乎增加一倍,這導致國際收支危機。

擁有巨大貿易赤字的國家通常可以讓它的貨幣貶值,因而讓進口品變得較昂貴、出口品變得較便宜。但法國擔憂貶值,這是因為石油採美元計價,以致若法國貶值法郎,石油帳單將飆升,侵蝕貨幣貶值對貿易均衡的正面影響。此外,法國出於浮動美元會影響法朗幣值穩定性的考量,在一九七九年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EEC)裡由西德和其他四個國家共同創造出來的歐洲貨幣體系(European Monetary System, EMS),以致必須將它的貨幣價值維持在一定的範圍之內。

密特朗的產業研究部(Research of Industry)部長謝維納蒙(Jean-Pierre Chevenement)建議法國脫離歐洲貨幣體系,讓法郎貶值。但受到「強勢法郎」(Franc fort)是偉大法國象徵這樣概念影響的密特朗,決定轉而走向與戴卓爾夫人的類似道路。從一九八二年開始,他藉著減少政府支出、增稅和凍結薪資來削減消費者需求,以降低對進口品的依賴。失業率從一九八一年的七.三%,增加到一九八五年的一〇.五%,但通貨膨脹減緩了、貿易餘額改善了,且經濟成長在沉寂後出現緩慢復甦。在當時雖不全然清楚,但戴高樂的失敗和密特朗的U型復甦,告示著二次世界大戰戰後對社會民主和凱因斯經濟學共識的結束。

曾擔任密特朗後任席哈克(Jacques Chirac)政府總理之社會黨的喬斯班(Lionel Jospin),將更多密特朗國有化的廠商加以私有化,並對富人降稅。在限制政府財政赤字規模的歐盟成長和穩定協定公投期間,喬斯班雖飽受批評,但他仍支持該協定。社會民主黨的施洛德(Gerhard Schröeder)在一九九九年起擔任德國總理,在他監管下,德國工會和管理階層在一九九九年達成壓抑薪資的協議。在二〇〇三年,施洛德支持頗受爭議的哈茲法案(Hartz laws);該法案讓廠商更易雇用和開除勞工。英國工黨首相布萊爾(Tony Blair)於一九九七年開始執政,持續戴卓爾夫人對金融和企業解除管制的政策。戴卓爾夫人在二〇〇二年被問到什麼是她最大的成就時表示:「布萊爾和新工黨,我們迫使我們的對手改變他們的心態。」

某些社會黨、社會民主黨和工黨成功地勝選,甚至如布萊爾那樣連續勝選。但他們放棄對公共部門擴張和有望發展之製造業的支持,轉而偏向自由貿易、解除金融管制和全球資本主義,他們便開始背離了支持他們的勞工階級。加上法國和意大利共產黨在蘇聯殞落後的解體,讓爭取勞工階級出現了新的空間。特別是對右翼民粹派來說,這個新的空間受到以下因素的影響變得更大了——當工作機會不再充裕時,非歐洲人的移民人口卻快速增長。

相關書摘 ►定義民粹主義:為何特朗普和桑德斯對美國如此重要?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民粹大爆炸:公民不服從,群眾上街頭,美歐政局風雲變色的反思與警示》,聯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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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約翰・朱迪斯(John B. Judis)
譯者:李隆生、張逸安

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與英國公投脫離歐盟,被視為2016年國際政治出現最大的兩隻黑天鵝,背後原因則是近年來方興未艾的民粹風潮。英國與美國是全球兩個老牌的民主國家,比起許多民主化進程較短的新興國家相對成熟,因此民粹而非理性的對話與論述當道,確實讓許多人感到意外。

美國資深政治分析師朱迪斯,在《民粹大爆炸:公民不服從,群眾上街頭,美歐政局風雲變色的反思與警示》犀利解析:

  • 民粹政治是什麼?為什麼包括特朗普、桑德斯、法國的民族陣線、希臘激進左翼聯盟和西班牙的我們能黨,全都深陷其洪流之中?
  • 美國和歐洲民粹主義的歷史脈絡與發展有何差異?歐洲各國民粹主義如何興起與演變?
  • 現今美國和歐洲的「民粹主義」,與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法西斯主義」,有何不同?
  • 民粹主義何以又分為左派與右派?左派民粹主義與右派民粹主義的主張有何差異?
  • 民粹運動興起於1890年代的美國,1970年代傳到西歐。在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眾多候選人如何藉此成功獲得選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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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聯經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彭振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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