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羨慕日本女性婚後不工作?看看她們背後的無奈 – Knowing (新聞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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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藤夫人的孩子今年6歲,開始上小學了。結婚之前她在NEC的文職崗位工作,30歲時跟在同一個公司的同事結婚。婚後佐藤夫人辭去了工作成為全職主婦,最近她重新找了份便利店的零工,時薪900日元(約合250元新臺幣),這筆收入可以作為零花錢貼補家用,也可以支付孩子學校以外的教育費用。

從一個白領變為零工主婦,佐藤夫人的經歷是大多數日本女性職業軌跡的代表。婚後辭職、孕後辭職至今在日本社會仍是主流趨勢。當世界上大多數勞動年齡女性在工作中摩拳擦掌期待職場上升時,日本的女孩子們則甘於相夫教子。即便政府近兩年大手一揮,鼓勵女性重返職場,卻沒有一呼百應。因為現實並沒有給主婦回歸的機會。

無法在家庭中缺席

佐藤夫人為什麼要等到孩子上小學才能重新工作?首先,像中國家庭由隔代帶孩子的模式日本並不常見。日本歷史上「家制度」是明治政府的發明,家的倫理從屬於國家倫理。例如,當家庭成員犯罪,法國、加拿大等國家的家長可能出於保護拒絕把嫌疑人交給員警;而日本家長可能會主動把人交給憲兵。家庭中親緣感情的維繫相對淡薄,現代家庭中,子女婚後獨立生活,父輩晚年有養老機構照護。所以在日本街頭看到一位女性帶著兩個或者三個孩子走在路上很正常,但幾乎看不到老人帶孩子。

家庭內部沒有人能代替主婦職責,借助外力呢?

關於引入外籍家政工人促進女性活躍方面, 2015 年日本修正特殊區域法案將合法雇用外籍家庭傭工的區域劃定為神奈川縣、大阪、東京,未來將推廣至全日本。但目前在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學攻讀性別研究專業博士的李亞姣說,日本學術界中的女權主義者敏銳地覺察到了「促進女性活躍」中引進外籍家政工人才對於尚處於法律邊緣的家政工、低收入婦女群體可能造成的不利。它妨礙了家務勞動中男性與女性的平等參與,活動者呼籲男女平等分擔家務,同時要求日本簽署國際勞動組織於2011年通過的《家政工體面勞動公約》以保護勞工權益。

如果將孩子交給託管機構,公立的保育院供不應求,想入園排號都排不到。日本厚生勞動省資料顯示,截止到去年2月,日本全國的「隱形待機兒童」共有59383人,這個數字是2015年的2.6倍。去年一位媽媽由於孩子入園落選,導致她沒辦法工作,於是忍不住在facebook上發文:政府有錢給議員高工資,議員卻在偷情、受賄;為了開奧運會可以投那麼多億,卻沒錢增建園?日本少子化再不改善,日本就去死吧!其實,除了公立保育院,社會上還有私立的育兒園。那裡會教授幼兒課程,但高昂的人工服務價格至少要中產階級以上家庭才能負擔。

在日語中「主婦」(しゅふ)是「家庭的女主人」的意思。但在城市化和核心家庭化進展過程中,發生了主婦的大眾化現象。家庭中的主婦失去了可以支配的傭人,家務落在了她們的肩上,於是主婦就成了家庭內專門從事家務勞動的人員。加之傳統文化中對母職的主要定義就是生育後代。日本女性研究者山下悅子在她的《日本女性解放思想的起源》一書中指出,日本式的女權主義思想中綿綿不絕地流傳著母性主義的傳統而否定個人主義。

所以,如果主婦想工作,那就等孩子6歲上小學再考慮吧。

治標不治本的政策

2014年安培女性經濟學直擊阻擋女性重返職場的障礙:在2017年之前,新增40萬個負責照看孩子的處所,新增可照看1萬名學齡兒童的課後託管專案,以保障女性全天候投入工作。2015年日本內閣府成立「育兒總部」,重點解決「待機兒童」問題。

但現實中,保育員社會認同感低下,工作量大,平均每月工資才20.7萬日元左右,這就要靠政府掏錢補貼。日本電視臺幫政府算了筆賬:保育員一人每月多發10000日元,全國從事這個行業的人員工資就需要340億日元,相關產業就要3400億。但是經濟低迷,政府並沒有這項預算。另外保育院場地對防火、仿震等安全問題要求嚴格,建園場地難以落實。距離東急東橫線田園調布站歩行15分鐘的東玉川新建設預定地,有一座原計劃2017年4月開園的60人規模保育所。但是周圍居民以破壞安靜環境為理由遊行示威,自治體沒辦法只有擱置停建了。

建立保育院這事至今沒有可靠的解決方案。其實不僅僅是這一項法律難以推行。即便是歷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男女雇傭機會均等法》都遠沒有聽上去那麼讓人振奮。

前段時間一部熱劇《東京女子圖鑑》裡,Gucci一位女性管理者熱血沸騰地介紹1985年日本制定了《男女雇傭機會均等法》,「你根本不知道我們這一代受了多少苦才換來男女平等的」。但事實是,這部法律將女性晉升的通道全部封死了。

這項法律頒布時只規定企業從招聘到錄用不准性別歧視。如果違規了怎麼辦?沒說。

於是就出現一個法律灰色地帶,直到1997年修改法律才填補了制裁措施的空白。但是在法律缺席的這十幾年中,企業為了應對均等法,已經建立起路線不同的人事管理方式,如今熟知的日本企業綜合職、一般職的區分就是由此而來。綜合職是正式社員,而一般職則是專門為女性設立的沒有晉升機會的雇傭方式。《朝日新聞》近期一則報導中,一家公司200個綜合職最終只招了四個女生。而女生在求職時都要說的一句話則是「一定會平衡工作跟育兒的關係」。

此外,女性的勞動形態日趨多樣化,女性雇傭形態出現了合同工、派遣職工、在家工作等等。均等法實施後伊勢丹導入「隨你方便」的雇傭形式和限時工作制;Jusco把退休員工登記下來並優先錄用。但是被重新啟用的女性很難說恢復原職,只不過是把女性吸收到周邊勞動力部門。

政策無用,這個鍋單由政府、政策制定者去背,也著實不公平。就像建保育院,雖然想法很好,但政策推行卻遇到來自社會各方的意想不到的困難和阻撓。

日本社會進入老齡化,勞動力短缺。近年來政府一直致力於鼓勵女性重返職場。安培女性經濟學的其他條例還包要在2020年以前把女性在企業管理層所占比例由2013年的7.5%提升至30%(2015年這個目標降到7%)。2016年4月政府又頒布生效一項條例,要求企業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組織編制和公開披露增加婦女管理的計畫。給做得好的企業發補助,做得不好的企業沒懲罰。這些條例都只是宣導而已,企業有是否有遵守的自覺性呢?

公司對已婚女性的排擠

2016年10月,24歲的東京大學畢業高材生高橋因在日本電通公司上班壓力過大,選擇自殺。高橋在自殺前曾每個月加班超過105小時,上司一面斥責她偷懶要求她像男性一樣工作,一面嘲笑她沒有女子力(女性魅力)。日本勞動標準監督署認定高橋是「過勞死」。對於已婚女性而言,在職場裡也要像高橋一樣接受嚴苛的工作要求。同時還有茶水間裡的酸言酸語:都結婚了還占著位子不走,我們還要看年輕妹妹之類。再加上已婚女性肩上的家庭責任‧‧‧‧‧‧實際上已婚女性背著沉重的負擔在與男性競爭。當然該反對的不是企業以相同的標準同時要求男性和女性,該斥責的是為什麼女性擺脫不了負擔、無法像男性一樣輕裝上陣。

電通是日本最大的廣告商,是整個日本製造業「笑容曲線」上揚的右上角。(「笑容曲線」是指,在加工組裝類製造業的商品原材料-部件-加工組裝-銷售-售後服務的價值鏈中,在全球化市場競爭下,加工組裝的附加值或利益不斷下降,而位於價值鏈兩端的原材料、部件、服務的附加值或利益率上升)電通正是市場營運中關鍵的一環。企業有我行我素的資本,沒有誰能強行要求它們善待女性員工。

企業裡的一般職杜絕了女性職場發展的機會,實際少數拿到綜合職的女性頭上也頂著玻璃天花板。今年2月摩根士丹利發佈的《性別多樣性:金融行業概況》報告中,日本擔任CXO的女性比例為0%,在關鍵董事委員會女性成員比例上因數量太少而不具備和其他地區比較的價值。面對日本政府「提高女性管理者比例」的號召雇主們的反應是磨磨蹭蹭。

工作體驗糟糕,沒有晉升的可能,職場女性即便結婚不辭職,懷孕也不得不辭職。

當然也有女性懷孕期間依然堅持工作。2015年日本社會團體公佈一份《孕婦騷擾白皮書》顯示,就算在1000人以上的大公司也有13%的孕婦被騷擾,而百人以下企業超過三成孕婦會遇到這種事。孕期騷擾除了來辦公室男性,還包括人事部門,甚至會有女性上司說:「墮胎很簡單啊,數到十就結束了」。

一旦離開了職場,大齡女性等於失去了重返的可能。本身企業招聘就奉行年輕取勝,入職後企業要對新人做1-3年培訓,因此在納新說明會上多學習幾年的研究生恐怕都不如本科生有優勢,更不要說年過三十重返職場的、工作經驗幾乎清零的女性。

最終對於重新工作的主婦而言,再次成為白領已經不可能,迎接她們的只有服務行業、不穩定的零工而已。

女性勞動的周邊化

如今,若說對於中斷-再就業的女性而言,社會上還是有什麼工作是比較容易得到的,大部分都是集中在服務行業。服務類工作季節性和時間性變化大,男性是不可能做這種低工資而且不太穩定的工作,所以才留給女人們「掙零花錢」。

女性開始走進雇傭場所,本身就是以中老年女性勞動者的不穩定雇傭形態開啟的。1973年石油危機之後日本產業結構由重厚長大型向輕薄短小型轉變,經濟的軟化使勞動性別差異問題相對不再明顯。餐飲、零售、美容等行業出現大量由女性勝任的崗位。

其實,經濟轉型出現新的就業需求在OECD國家都是經歷過相同過程。但日本與其他先進工業國家不同之處在於日本60年代以來不存在移民勞動者。在嚴格的出入境管理法之下,得到許可的外國勞動者是「他人不可能替代的」勞動者。於是政府把目光放在了已婚女性中潛在失業者階層。

中斷-再就業的生命模式是當時政府推崇的典範。1970年代全職主婦的標籤成了「身上帶著米糠醬氣息」、「為家務操勞而面容憔悴」、「沒個性」。但是很快人們就意識到重新回歸工作的女性肩負工作家庭雙重負擔,從事的工作也並不光鮮亮麗。相反全職主婦雖然沒有走上工作崗位,但是她們參加地獄活動和建立人際交流網路,並沒有待在家裡。日本著名的女性主義學者、東京大學社會學教授上野千鶴子曾對東京、大阪和神戶地區主婦階層之間的群眾性網路做過調查,發現保障主婦外出走動的條件是時間和金錢的資源。「事實上他們都屬於平均值高的高學歷•高經濟階層」。

工作成了女性所屬階層的劃分,不得不工作的人努力工作著,可以不工作的人則不工作。社會意識、經濟條件、政府態度、職業前景消磨著女性主動工作的願望。依靠夫家資產結束職場生涯的拜金態度也是迫於無奈。

也有好的一面

當下在城市裡一些糟糕的局面開始有好轉跡象。1980年代以來日本家庭出現三代同堂現象,母系同居率雖占少數卻在上升。根據旭化成兩代人住宅購買統計:1985年,三代同堂家庭中選擇跟母系同居的比率為21%;到了1988年比率上升到25%。個別家庭裡來自母系家族的支持使女性可以保留精力,這是其邁出家門的第一步。

在市場需求導向下日本社會開始出現再就職訓練班,訓練中最熱門的是技術類課程。培訓機構給了再就業女性提升競爭力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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